原创： 中山大学官微 中山大学 2016-03-12
2009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张鹏作为“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来到中大，现为中大人类学系教授，也是社会学与生物学双料博士生导师；此外，他还是联合国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护委员会委员，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国内所有人类学研究者都忙着研究人，唯有他，将人类放在更宽大的灵长类家族视野下研究，成为国内人类学界唯一专门研究猿猴的“猴博士”。
痴迷猴子研究的“猴博士”
1999年，在陕西秦岭深处的玉皇庙村，张鹏第一次看见野生猿猴。“刚开始见到野生的猴子在林子里玩儿，挺开心的，但是到后来挺郁闷的。” 在没有通讯工具，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张鹏初次体验到长期独处的苦闷与孤独。“但是一和猴子在一起，就挺开心的。”虽然条件艰苦，但张鹏也因痴迷而乐在其中。
在成功考取北大心理学系博士以后，张鹏发现自己的真正感兴趣的是猿猴野外研究。于是，他不顾种种反对的声音半途退学，转而考上了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在这个引领国际灵长类研究的地方，张鹏花了八年时间完成硕士到博士后的学习。他与数百只猿猴朝夕相处，从此，真正过起了“一半田野，一半城市”的生活。
在日本学习期间，张鹏有一次偶然得知某处有爱洗温泉的猴群，经过查阅资料，他发现当时学界没有研究过猿猴“吃”以外的文化，猴子泡温泉更是闻所未闻。抱着好奇心，他赶忙前往。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猴子泡在温泉里红着脸头上顶着一堆白雪，人却站在零下十多度的冷风中不停地跺脚与哈着手，张鹏笑称当时自己简直“人不如猴”。
“时间长了，我就有了一个梦想，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也要在温泉里泡一下。”但是按照公园的规定，那是猴子专用的温泉，人类不得进入。而有一天，张鹏趁人不防，偷偷地把衣服脱了跳进去，一坐下去就顿感懊悔——因为此时底下沉积的“猿粪”浮了上来。
尽管水里是“粪”，好奇心重的张鹏还在水里来回走动了一下，“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那个池子里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猴子在洗的时候会来回移动。”张鹏当时记得没带毛巾，自己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浑身臭乎乎地沾满了“猿粪”。张鹏随即找上管理员反馈了温度的问题。对方十分惊讶告诉张鹏，这里安了24小时监控视频供游客在网上观看，并且由于主机在东京，这段录像最快只能第二天删。
尽管闹出了笑话，张鹏观察并绘制了那个地方猴群的家谱，并且弄清楚了猴群“洗温泉”文化的传播机制。他的这项研究恰好弥补了当时学界关于猿猴“与吃无关”的文化行为的一个空白，张鹏也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获得“国际灵长类学会最优秀学生发表奖”的学者。
在张鹏多年的野外研究中，这样的奇闻趣事不在少数。十六年来，对张鹏来说，田野调查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多次赴日本、非洲和中国等地做考察研究。在田野中，他发现猴子是有社会等级和文化的，它们有“政治”，有对资源分配和地位的争夺。近十年来，他主要的课题则具体到对叶猴类和猕猴类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与保护，通过比较个体间、地域种群和种类间的差异，探讨灵长类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及其进化机制。
⬆️ 田野调查
2015年8月份，张鹏带领学生在海南猴岛，做了大量的猴群体重测验。为避免把猴子们混淆，他们依据每一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也是张鹏多年来与猴子打交道的老习惯。“就这么扶着它们一个个地上称，‘白点儿’上了‘红点儿’上，‘红点儿’上完‘肥肥’上……”研究总共测量了海南3个猴群，他们脑子里就记了170多只猴子的长相和名字。
做猿猴研究多年，与不同的猿猴朝夕相处，张鹏观察与模仿不同猿猴叫声及姿态动作的功力炉火纯青，甚至被学生们公认“像极了猴子”，他甚至还有了一个相处默契的“猴子女朋友”。“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在猿猴这个江湖里，我结交了一千多个朋友。我在人类中的女人缘不是很好，但是我在猴子社会中的女人缘还是不错的。”张鹏笑道。
到隔壁灵长类的“房间”看看
刚回国任教的张鹏，当众讲“猴子是有文化行为的”，台下总会一片哗然。“张老师你是研究猴的吧？那你到人类学这里来干嘛？”屡屡遇到这样的对话，张鹏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猴子。
“谈到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老师会质疑：你讲的文化是指什么文化？文化这个词含义应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动物是有社会的，不仅有社会还有政治。这就可能会引起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老师们的疑问了。”张鹏说道。
事实上，新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在生物人类学方向上曾取得过如“北京猿人进化研究”等辉煌的成就；但由于政治原因，文革期间人类学学科几乎被整个废除，只留下民族学；1981年，全国人类学学科复办。
二十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实力排名在全国始终稳居第一。但是，生物人类学这块领域上，尤其是对灵长类与人类进化的研究上却长期空白。在张鹏看来，国内人类学学科发展不平衡，就像是一个“跛脚的巨人”，从民族学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人类学以研究人的文化性为主，缺乏对人的生物性的探索。
“那种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才会使用工具，只有人类才会有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有待商榷的。”张鹏认为，要探究人类的本性不能总是困在人类自己的“房间”里，而应当跳出来到隔壁灵长类的“房间”看看。
“现代的社会太多受文化影响，我们现代人有很厚的一个外壳是文化，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人类真正的本质的人性。如果你想说这个桌子是人类的房间里特有的，那么你要到隔壁的房间去看看它们那里有没有桌子，它们的桌子跟咱们的桌子有什么区别。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是在人类的房间里想着人性是啥，人性一定很独特。”
据了解，在中国猿猴研究学者加起来不超过三十个人，而日本研究猕猴的仅教授就有500多个。“对一个灵长类群的野外研究是可以持续50年的，甚至更长。日本的今西锦司博士做到了，美国的 Jane Goodall（珍妮·古道尔）做到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做到。灵长类研究不生产GDP， 只是满足人类探索自身的好奇心。半个世纪的研究不是一个人的兴趣， 而需要历代学者的清苦地坚持。”张鹏在博客上写道。
⬆️ 张鹏与珍妮·古道尔
从跨学科博导到灵长类实验室成立
在中大南校区东区106号楼，沿着楼梯一步步爬上去，可以看到旁边墙壁上画着的猩猩也慢慢地由爬行“进化”为直立。楼梯的尽头，是数间办公室与实验室，这里是张鹏白手起家的“猿猴王国”。
“你看着这些猴子，它们的两个眼睛都是往前看的，这样它们形成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具有立体视觉。很多哺乳类动物只能看到黑白色，而灵长类发展了三元色，形成了彩色色觉，在此基础上我们人类才能够发展出艺术等彩色的世界啊。”张鹏一见到学生记者便热情地往研究所的展览区带。可以看到，世界地图铺满整面墙壁，上面标示着各地的主要猿猴种类，橱窗里展示着若干个猿猴标本，还有从各地搜罗来的关于猿猴的小物品。
“人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耶稣或女娲创造的，而正是灵长类在生存进化的过程中一逐步地具备了这些条件，为人类的诞生准备了这些基础。” 张鹏强调道。
⬆️ 灵长类与人类进化实验室标志
从无到有，张鹏建立起这个灵长类实验室经历的困难重重。“你是文科老师？你为什么需要实验室？”面对质疑，张鹏始终坚定立场:“今后五年，文科生如果缺乏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所以文科也需要实验室来提高文科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
中山大学人类进化与科技考古研究平台是国内首创，旨在结合我校文理并蓄的学科优势和位于华南的地利优势，依托我校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和人类进化与科技考古省级重点实验室、促进文理学科的交叉和联系。体现人文与科技之间的互动与支持，对于弥补我国人类进化研究平台的空缺，强化中大在人类学界的引领地位有重要意义。
张鹏认为，除了让文科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引入文科实验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习惯于使用定性描述的研究方式。对此，张鹏表示，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定量”的社会了，使用定量的手段帮助完成定性的分析可以减少定性研究的主观误差。
“比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形容食材‘口感酥脆营养丰富’，这个是定性的判断。从定量的角度上来说，‘口感酥脆’反映的是蛋白质和纤维的比例，‘营养丰富’反映的是蛋白质的含量。在研究猴子取食的时候，为什么猴子选择这种叶子而不选择那种叶子？通过灵长类营养实验课程，文科生动手分析食物中蛋白质、纤维和脂肪等成分含量，学到如何从定量的手段更加科学地描述这些特点。”
到目前，实验室除了普通的仪器配备，还争取到营养检验仪器、紫外分光光度计等专业仪器，整个实验室前后投入共计三百多万。除此以外，张鹏还把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四百多本外文专业灵长类研究书籍放在研究室中供学生阅览。
张鹏回忆起自己刚来中大的时候，“心比天高”“想干一番事业”。而工作上不断的阻力让他认识到文理的鸿沟之巨大。人们通常谈的是“理、工、医”和“文、史、哲”小范围的跨学科，而张鹏正在做的“文、理跨学科”跨度更大，且困难重重。“我就想做一座桥，让两边能够互相理解。但是现在六年了，但我觉得文理的鸿沟呢，好大，长于我的体长。”张鹏双手比划，“我是否能做成这个桥，我还能走多远，不知道。”
从跨学科博导到实验室的成立，再到今年被选入中组部“万人计划”，成为中大文科老师入选中的“唯一”，张鹏觉得在自己不断的摸索中，碰到“硬石头”而沮丧的时候，他的头顶仿佛总会好运地出现亮光。他奋力往“跨学科”的高度上攻顶，他始终坚信，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厚此薄彼，并且应当容许文理学科相互碰撞。”
张鹏选择继续留在中大发展生物人类学。他说：“我们中大要接轨时代、接轨国际，文理的交融是大趋势，是一定需要的。我还是想坚持做下去，虽然自己的工作会走得慢一些，但是总得有人出来喊叫喊叫吧。就像一个荒草地，总得有人先踩个印出来，后面才有人能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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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许陆姿
图片：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国伸